两人走进房间，心情平伏了一会儿，道出事情原委。他们俩妻子在蒙古收购药材，却被当地公安机关以诈骗罪刑事拘留。虽然当事人讲的话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在外地犯罪，如果没有律师尽早的介入，以便对司法机关的行为予以适当制约，判决通常都很重，而且，他们妻子外出有两个多月，如果真的一直都在诈骗，后果不堪设想。当务之急是会见当事人，了解事情真相。

第二天，我调整所有安排，远赴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会见当事人。三天颠簸，来到到处是成吉思汗传奇故事的河套地区，不见莽莽草原，只有朦朦黄沙，和干冷的朔风。

由于是两个犯罪嫌疑人，我要求另一个当事人在当地找了一位律师，由他代理另一个。经过与当地侦查机关艰难交涉，第五天终于会见到当事人，会见后将信息反馈给侦查机关，认为受害人可能虚报受骗钱财数额，也可能仅凭道听途说认为她们与诈骗自己的人是同伙，因而指控她。

经过第一阶段充分了解，我对侦查机关提出如下法律意见：当事人涉案数额24000元，作案七次是客观的，被害人其他的指控虚假的可能性很大，同时提醒侦查机关，她们只是从犯。

家属先前那种茫茫慌乱的神情没有了，这时候他们想争取更好的结果。但是就当前情况分析，如果寻找不到减轻情节，当事人通常会被判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次远赴内蒙古是开庭。本次最大的困难是让法官接受一个观点，就是：同案主犯没有抓到与没有主犯是两个概念，区别在于，若认为没抓到主犯就是没有主犯，对事实上的从犯在量刑时就不能适用从犯情节，反之，就可以适用。经过多处寻找案例，从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上旁征博引，法官最后采信了当事人是从犯的辩护观点。我后来想，能打动法官，一半是扎实、充分而严谨的资料轰炸，一半是我至诚的努力。说服法官后我很累，也很欣慰。

最终，在多种减轻情节的合力下，当事人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最好的结果了。家属和当事人本人也非常满意，2011年4月14日当事人将刑满释放。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在道义上我向来主张罚当其罪，我们不是纵容罪犯的帮凶；当然，我们更不是古代道德上滥罚主义者，盗钩与盗国同罪。我们要深深体悟刑法哲人在刑法上所倾注的人性的关怀，不姑息罪犯，同时，也防止公权力对犯罪嫌疑人人权无限制的倾轧。

这就是我辈上下而求索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