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中国军民应“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因为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需要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但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他似乎看到了持久战、敌后游击队。

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名方震，以字行。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鼓吹革命。190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6年回国。后赴德国习军事。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保定军校校长。1918年赴欧洲考察，1920年回国。后从事文化活动，与胡适等人组织新月社。1925年复入军界，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德、意，试探调解中日关系之可能。后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对抗日战略多有建议。有《蒋百里全集》。

◎在军阀、枭雄争胜的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几乎注定了蒋百里的个人悲剧。

◎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于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

◎他一生无用武之地的悲剧因此在绝对全面的意义上是时代社会的悲剧。

我国文明在数千年的演进里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轨迹，它的形与势常给人巨大的希望和绝望。这一独特的国情已经使无数英雄折腰，无数国人不得不屈从于国是、国势，先人那种“人定胜天”的豪情，那种以一人或二三子就能扭转乾坤的可能性再也出现不了了。宋明大儒们所梦想的“尊天理”，在现实中完全无用，反而拖延我国文明数百年的进程。直到西人叩门，我们才在应激里发现了“革命党”、“先锋队”等现代政党的雏形。这种“现代政治”的成败虽然多跟“先知先觉”的领袖能力有关，但个体更加无能为力了。

蒋百里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但大多数人满足于自己所知范围内的称雄，而不能参与一个陌生的更大边界的文明建设。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势力内作威作福，但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聪明的蒋百里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去做“乱世英雄起四方”的事业，他的一生也就注定旁观。

蒋百里聪明绝顶。清末中举，1901年留学日本，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跟蔡锷、张孝淮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他很早就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对蒋百里也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蒋年仅三十一岁。他到校给学生训话说，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不久，蒋百里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此事震动全国，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为其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

蒋百里的军事才能为各界承认，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都以为他懂兵。他的爱好本来很多，对我国文明史、中西艺术史多有见地，但他在社会眼里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军人。梁漱溟回忆说，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长兼师长，所属五个旅驻南苑。这一年旧历正月，冯请我去给他的干部讲话，在南苑住了三天，讲了五次话。”梁漱溟亲见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本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语录，而“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其中。

蒋介石主政国民政府时期，曾派蒋百里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以应对可能的国家战争。蒋介石还委托蒋百里到庐山，为暑期训练班的各省高级将领授课。1936年底，蒋百里从欧洲考察军事回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他对蒋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

蒋百里的识见、预言几乎是惊人的准确。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蒋太敏感，自忖“将来中日两国开战，无论怎样，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很早的时候，蒋百里就对梁漱溟说：“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十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于教育中注重乡村……”1937年，他跟梁漱溟谈起中日战争时说，中国军民应“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因为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需要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但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他似乎看到了持久战、敌后游击队。

曹聚仁则提到一件事：“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准确。”

但这样的天才却只能做了一个大时代的旁观者。蒋介石虽然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在军阀、枭雄争胜的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几乎注定了蒋百里的个人悲剧。他赶上了西安事变，跟蒋介石一起做了张杨的阶下囚。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蒋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学良回答：“蒋鼎文。”蒋百里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牛刀小试只是做了一次参谋顾问的角色。

在那样的时代，蒋百里只是一个象征、点缀，更多的时候只能做一个宣传员，但这一工作他也做得极为出色。比如他从民族特性上劝导国人乐观，他说，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抗战初期，国民军队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说：“日本在极小一块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地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来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厄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文章轰动一时，激励了无数人的抗日斗志。

“七·七”事变后，蒋百里常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蒋的话几乎是传诵一时，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1938年11月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五十七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考察蒋百里一生，最令人心醉的是他料事如神的本事。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于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他一生无用武之地的悲剧因此在绝对全面的意义上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像蒋百里那样的人注定冒犯了社会，他们直面而非依附于社会文化制度而生活。他们多是清醒的，又是痛苦的。春秋战国时代，以晏子那样名满天下的宰相，面对齐国的形势已经无可奈何了。当叔向问他齐国的前途如何，他只能回答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他预言了田陈篡齐。这样精准的预言者在古代中国代代都有，不曾先知，但有人文感受的心灵更是大量地存在，如明朝的汤显祖、清朝的曹雪芹、龚自珍面对时代社会的衰败，无可奈何之际，只能做做文人或庄生蝴蝶式的梦。

面对这种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人定胜天”似乎早已只是一个梦。但人们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宿命，形势比人强，君子取势不取形，做了与时俱进者；有的人力图要求全民团结如一人，以一人的生理心理来理解国家社会的运转，仍梦想以个体力量来扭转乾坤；有的人则把国家社会放在多元动态复杂的巨系统中观察，即把社会的复杂性还给社会本身，做了一个现代社会负责任的个体公民。不同的态度，当然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个人造化，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性质。